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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七子的风格

发布日期:2019-08-11 16:1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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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代文学流派。弘治、正德年间,李梦阳、何景明针对当时虚饰、萎弱的文风,提倡复古,他们鄙弃自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,他们的主张被当时许多文人接受,于是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文学上的复古运动。除李、何之外,这个运动的骨干尚有徐祯卿、康海、王九思、边贡、王廷相,总共七人。

 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,有其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。明初制定和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,使许多士子只知四书五经、时文范本,不识其他著作。而充斥当时文坛的多是“台阁体”、“理气诗”。前者是粉饰现实、点缀太平的无病呻吟,“陈陈相因,遂至啴缓冗沓,千篇一律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);后者确为“击壤打油,筋斗样子”(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),迂腐庸俗,诗味索然。李梦阳等人面临这种情况,首倡复古,使天下复知有古书,使人们注意学习情文并茂的汉魏盛唐诗歌,这对消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、廓清萎靡不振的诗风,有一定功绩。

  前七子提倡诗必盛唐,有其文学渊源。早在宋末,严羽已主张学诗应“以汉、魏、晋、盛唐为师,不作开元、天宝以下人物”(《沧浪诗话?诗辩》)。盛唐诗人,尤其是杜甫,诸体诗已完全成熟,一向是宋、金、元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学习对象,效果可观。到了明初,林鸿、高棅就正式以盛唐相号召。林鸿的《鸣盛集》专学盛唐,高棅编辑的《唐诗品汇》将盛唐诗列为唐诗的正统。而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正是这种传统的必然发展,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稍加理论化、系统化。前七子在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总的思想指导下,在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上彼此仍存在着某些分歧。李、何之争正是其表现。虽然他们都认为诗文之法来自秦汉盛唐,但在摹拟方法上则稍有不同。李梦阳的拟古,提倡句模字拟,强调“开阖照应,倒插顿挫”的成法,要“刻意古范”,“独守尺寸”;而何景明则主张拟古要“领会神情”,“不仿形迹”,应该做到“达岸舍筏,以有求似”,最终不露模拟的痕迹。由此可见,前七子倡导复古,并非完全是食古不化,他们中有些人也在思考、探索,只是没有达到以复古求创新的高度。李、何之争虽不免夹杂意气用事成份,但也推动李梦阳此后的自我反省。他晚年在其《诗集自序》里承认己诗“情寡词工”,对过分强调“刻意古范”有追悔之意。另外,徐祯卿在《谈艺录》里论诗,重情贵实,主张“因情立格”,亦与李梦阳的看法有所区别。《明史·文苑传》称,“梦阳才思雄骛,卓然以复古自命”,“又与景明、帧卿、贡、海、九思、王廷相号七才子,皆卑视一世,而梦阳尤甚”。他们先后中进士,在京任职,不时聚会,开始诗酒酬和,研讨艺文,倡导复古,意气激奋。在前七子之前,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的崛起,虽对当时“纷芜靡曼”的台阁文学有着一定的冲击,但由于茶陵派中的不少人身为馆阁文人,特定的生活环境多少限制了他们的文学活动,从而使其创作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习气。另一方面,明初以来,由于官方对程朱理学的推崇,理学风气盛行,影响到文学领域,致使“尚理而不尚辞,入宋人窠臼”(徐熥《黄斗塘先生诗集序》)的文学理气化现象比较活跃。面对文坛萎弱卑冗的格局,李梦阳等前七子高睨一切,以复古自命,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寻文学出路的意味,借助复古手段而欲达到变革的目的,这是前七子文学复古的实质所在 。

  前七子多是在政治上敢与权臣、宦官作斗争的人物。尽管他们诗文创作成就不等,但均有一些面对现实、揭露黑暗的作品。如李梦阳、何景明的《玄明宫行》、王九思的《马嵬废庙行》、王廷相的《西山行》等,都是表现宦官专权及讥刺他们横行不法、骄横淫逸的题材,颇切中时弊。

  前七子力倡复古,影响甚巨。弘治以来明人汇刻的《唐百家诗》(朱警辑刻)、《唐十二家诗》(张逊业辑刻)、《唐诗二十六家》(黄贯曾辑刻)、《广十二家唐诗》(蒋孝辑刻)等选本,大多只收中唐以前诗歌,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。前七子也是后七子的前导,使文学复古运动在明代长达百年之久。

  但是,前七子中一些人过分强调了从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、盛唐诗歌,甚至将一些结构、修辞、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,鼓吹“夫文与字一也。今人摹临古帖,即太似不嫌,反曰能书。何独至于文,而欲自立一门户邪?”(李梦阳《再与何氏书》)这就否定了文学应有独创性,也否定了创作的现实生活根源,以致发展到后来模拟成风,万口一喙。嘉靖初,诗人薛蕙与杨慎论诗,就认为“近日作者,模拟蹈袭,致有拆洗少陵,生吞子美之谑”(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),很有识见。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